新《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》中的七个重大变化

2026年4月30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司法部印发了最新的《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高检发〔2026〕5号）（下称“新《指导意见》”）。自2019年两高三部首次印发《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下称“旧《指导意见》”）以来，旧《指导意见》一直是实践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为核心的规范性文件，新《指导意见》在六年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修订，规定更加体系化、用词更加规范化、内容更加实用化，回应了实践痛点、强化了权利保障、防范了制度风险，体现了制度从“有没有”向“好不好”转型的深层逻辑。

通过对比新旧《指导意见》，金诚同达律师总结了以下重大变化：

1. 原则性规定更加提纲挈领。

新《指导意见》突出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应当全面准确、宽严适度、罚当其罪；强调证据裁判原则，防止认罪认罚制度滑向“刑期交易”；重申配合制约原则，并配套新增第十二章“认罪认罚案件的制约监督”，将“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”从一般工作要求上升为独立章节，展现了“廉洁公正司法”的坚决态度，明确了检察机关对认罪认罚案件“全过程监督”的责任定位。其中，第62条关于“被告人仅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，因被告人反悔不再认罪认罚致使从宽量刑明显不当的，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提出抗诉”的规定，从制度层面肯定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。

2. 完善单位犯罪案件的认罪认罚规定。

新《指导意见》新增第6条“单位犯罪案件的适用”，规定单位的诉讼代表人代表单位自愿认罪认罚的，对涉案单位可以从宽处理。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愿认罪处罚的，可以从宽处理；并在第30条中新增了单位犯罪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应当包含的具体内容，并规定具结书应由诉讼代表人在辩护人在场的情况下签署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以上对于单位犯罪认罪认罚的规定，与2026年4月10日发布的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遥相呼应，既回应了单位犯罪“双罚制”下单位与责任人员各自的认罚规则，填补了制度空白，又在实际操作层面提供了详实的规定和指导，为单位犯罪案件设置了更加系统化、健全化的法律适用体系。

3. 认罪认罚有的放矢，既精细从宽幅度，又明确从严情形，并与两高《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形成制度衔接。

新《指导意见》第三章从考量因素、量刑幅度、量刑情节、特殊罪名、诉讼阶段、共同犯罪等方面，对不同情形下如何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幅度进行了全方位的细化，实现了从“原则从宽”到“分类施策”的转变，为司法人员提供了清晰的裁量边界，更加精准地解决了实践痛点。

其中，新《指导意见》第10条分别对以下四种认罪认罚情形进行了“从宽”的理解：第一，对刑期三年以下，案件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、法律适用无争议的，“从宽”应当理解为“可以从简从快办理”；第二，对因民间矛盾引发，并取得谅解、和解，尤其是其中的初犯、偶犯、过失犯、未成年犯，“从宽”应当理解为“一般应当”；第三，对情节恶劣以及惯犯、累犯、职业犯，侵害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孕妇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，“从宽”应当理解为“慎重把握”；第四，对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社会公共利益犯罪，严重暴力犯罪，严重经济犯罪，邪教组织犯罪，重大毒品犯罪，重大黑恶犯罪，或者其他犯罪性质和情节恶劣、后果严重的，“从宽”应当理解为“依法从严惩治，严格把握从宽”。

此外，新《指导意见》还与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《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法发〔2021〕21号）（下称“《量刑指导意见》”）形成了制度衔接，打造了标准化的基准刑计算方法。新《指导意见》第11条规定，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一般应当大于仅有坦白，或者虽认罪但不认罚的从宽幅度，认罪认罚与自首、坦白等量刑情节不作重复评价。结合《量刑指导意见》“三、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”，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即使不具备立功、犯罪未遂等其他量刑情节，基准刑减少程度仍有望最高达到60%。

4. 全力保障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辩护权、异议权，以及律师的合法执业权利。

首先，新《指导意见》对第四章“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辩护权保障”进行了大幅的增加、修改，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依法获得法援律师、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，以及自行委托辩护人的辩护权进行了详细的规定。其中，第13条特别保障了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自行委托辩护人的权利，并规定不得要求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更换辩护人。该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《关于依法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选择辩护人权利有关问题的批复》（法释〔2025〕9号）一脉相承，彻底否定了占坑式辩护，依法保障了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辩护权。同时，新增第31条，规定犯罪嫌疑人有辩护人的，严禁绕开辩护人安排值班律师代为见证认罪认罚书具结。该规定继承并延展了禁止占坑式辩护的内涵，从制度层面上明确对占坑式见证认罪认罚进行了否认。

其次，新《指导意见》在强调认罪认罚的自愿性、真实性、合法性的基础上，还规定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在继续认罪认罚的基础上，对量刑建议或者程序适用等提出异议。其中，新《指导意见》第37条规定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、值班律师对检察机关拟提出的量刑建议提出不同意见，或者提交影响量刑的证据材料的，人民检察院应当记录在案并认真审查。认为意见合理的，应当采纳；认为意见不合理的，应当作出解释、说明。

最后，新《指导意见》在强调全体律师应当依法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，新增加第16条，特别对律师会见权、阅卷权等执业权利进行了保障；而且，新《指导意见》第55条还新增了若辩护人作无罪辩护，应当将速裁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规定。该条款为辩护人的无罪辩护提供了程序保障，防止了司法机关以认罪认罚适用速裁程序为由，限制律师的辩护权。以上新规，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了更彻底、更完善的制度依托。

5. 加大赔偿损失、退赃退赔情况与认罪认罚制度的关联性。

新《指导意见》延续旧《指导意见》的规定，将赔偿损失、退赃退赔情况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幅度的重要考量因素，规定隐匿、转移财产，有赔偿能力而不赔偿损失的，不能适用认罪认罚；没有退赃退赔、赔偿损失，未能与被害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从宽幅度应当予以酌减。

同时，新《指导意见》第22条“被害方异议的处理”，将原条款中的“诉讼代理人”删去，将不同意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主体限定为“被害人”（但仍然不影响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）；并新增了被害人反映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财产线索或材料查证属实的，不再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。

此外，新《指导意见》还新增了第33条，规定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反悔，不再认罪或者不履行具结书中需要履行的赔偿损失、退赃退赔等义务的，具结书失效。该条款再次加大了赔偿损失、退赃退赔情况与认罪认罚制度的关联性，既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提供了具体表现个人认罪认罚态度的机会，又有效地筛选和遏制了个别“口头认罚、行为抗拒”而造成犯罪损失难以弥补的情况，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了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、被害人、社会的共赢。

6. 完善了认罪认罚制度在刑事诉讼全阶段的适用程序。

新《指导意见》对侦查阶段、审查起诉阶段、审判阶段、上诉阶段、抗诉阶段均进行了大幅的删减和修改，明确了不同阶段、不同情况下，应如何针对认罪认罚制度推进刑事诉讼程序，提升了《指导意见》在司法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。

其中，新增的第46条规定了共同犯罪并案和分案的内容，对随意分案处理的庭审乱象进行了纠正。该条规定：不能简单以认罪和不认罪作为分案标准，对于被作为首要分子、主犯起诉的被告人，分案审理影响庭审调查的，一般不宜分案审理。分案审理后，前案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与后案被告人定罪量刑相关，且后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异议的，法院在后案庭审中仍应当进行示证、质证、认证。

7. 集中体现了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司法理念和人文关怀。

新《指导意见》强调，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应当关注社会效果。第20条在规定听取被害方意见的基础上，新增了“不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”的规定，充分考量了被害人作为被侵害方的情感因素；并于第22条重申了被害方提出异议的权利，新增了相对应的处理办法，并要求做好矛盾化解工作。

而对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新《指导意见》第42条规定，法院对于拟判处管制、缓刑的，应当根据有利于社区矫正对象接受矫正、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原则，确定其社区矫正执行地；第43条规定，对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人身危险性小的未成年犯、初犯、过失犯等，且具有固定住所和稳定生活来源的，可以不进行社会调查评估。充分重视了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，切实提供了高度的司法人文关怀。

附：《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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